草原哀歌
 
纽约时报中文网
2013-03-27
包蓓蓓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
 
 
 
   
 

达茂旗沙如大队附近漫野的风机。(Bao Beib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)

 

 
 
牧民布和朝鲁在自家坍塌的羊圈前,禁牧后他家里养羊的数量锐减。(Bao Beib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)

 

 
 
在内蒙古大学念书的乌伊汉和在草原上放牧的母亲娜仁高娃,父亲双权。(Bao Beib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)

 

 
 
栽种风机的地方要被铲平或者炸平,这样的碎石随处可见。(Bao Beib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)

 

 

这个月初,我在纽约的公寓里收到一封来自内蒙古的电子邮件。发信人是个90后的蒙古族姑娘,她对家中情况的叙说将我的记忆带回两年前和她相识的时候。

我和乌伊汉认识是她来北京大学做交换生。2011年春天,还在内蒙古大学念书的她,作为蒙族学生的代表到北京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。当时我刚刚去过鄂尔多斯的康巴什“鬼城”,对内蒙粗犷而高速的经济扩张有十足的兴趣。在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,我请乌伊汉去学校附近一家咖啡厅聊天,这个在课堂上从来拘束不多言的姑娘,在叙说家里的情况时语速竟稍微有些激动。

“我爸爸妈妈都是牧民,”她说,“在草原上放羊的。我家里有200多只羊,但是现在我们那都是禁牧的,说是牛羊多了破坏草场。只要被发现我们在偷牧,大队就会来罚款。”

“大队”指的是当地的禁牧大队。乌伊汉所来自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(达茂旗)是内蒙古自治区全面禁牧的一个旗县,隶属包头市管辖。政府给出的理由是:连年超载放牧、无节制开矿垦殖,造成草原生态全面恶化。于是从2008年1月1日开始,全旗县禁牧,暂定10年。

但是乌伊汉告诉我,在牧民被勒令停止放牧后,草原上的开发并未中止。发电的三叉风机在草原上一个个栽下,白云鄂博的稀土矿开采如火如荼,载着不知是风机设备还是矿石的大卡车从草原上呼啸而过,沙尘弥漫满天。而牧民禁牧所获得的赔偿,只有区区每年每亩4.8元,比本来就不高的国家禁牧补助标准6元/亩 /年还低了五分之一。

仅仅是那一个晚上的对谈,就让我起了上草原的念头。2011年夏天,我从北京坐火车到包头,乌伊汉和母亲娜仁高娃在包头火车站接我。我们一起坐大巴到达茂旗长途汽车站,然后她的父亲双权开着车载我们回草原上的家。

2008年买的捷达小车在土路上颠簸。沿路能看见不少白云鄂博的标识——我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。初中的地理课本上就有写:白云鄂博有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藏。稀土,这种被广泛应用于现代高科技产品制作的矿物,是令中国颇为自豪的一种资源。中国的稀土储量占到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,但是因为生产成本廉价,中国的稀土出口占到全球的90%还多。然而在课本或新闻上读到这种抽象的数字,和在被进出矿区的大卡车压坏的土路上行驶是两回事。我们是在夜间行车的,扬沙和四处裸露着黄土和岩石的草场还看不到。

到了乌伊汉的家里——严格来讲,是她亲戚的家里——她自己家在日光大队的土房因为建在公路边上,很难偷牧,而只凭禁牧补贴又无法生活,只好搬来沙如大队亲戚家的空房,借他们的草场偷牧。这间平房还没有通电,乌伊汉的父母在房子后面竖了一个小风车,白天风车转动发电,供晚上短暂的使用。

这里的牧民们是没有夜生活的,他们的作息和自家的牛羊一致:早上5点钟起来去喂牛、挤奶、放羊,晚上牛羊收圈了、天黑了,他们也就上炕了。厕所是没有的,无论大小解,都在草原上解决。就算是女性用过的卫生巾,也是在草原上挖个小坑就地掩埋。洗澡是镇上才有的奢侈,母亲娜仁高娃告诉我,他们大概一个月去一次镇上的公共澡堂。

草原上的水是珍稀品。家里用的水全部要靠父母挑回。近几年由于挖矿,地下水位下降得厉害,牧民挖的井一般又不深,挑水、饮牛羊变得格外困难。井水用完一次,需要等一个小时,新的水才能出来。乌伊汉的母亲在门口的一个小洗脸盆里舀了一盆井水,叫我洗脸洗手。我用肥皂洗后,以为要换水,但是乌伊汉、母亲、父亲,便按着这样的顺序来用同一盆子里的水了。

翌日清晨,我等乌伊汉的母亲喂完牛,便开始和她谈草原上的情况。实际上,她自家所在的日光大队,从2002年便开始禁牧了。第一年没有草场补贴,从第二年开始每年每亩发4.8元。乌伊汉家原本有2000多亩草场,七八百只羊,一年的毛收入能够有20万元。禁牧后,每年的草场补贴总共是小一万元,偷着养的200只羊一年能有5万元收入。乌伊汉在呼和浩特一年念书的伙食费要3800元,学费有政府的补贴,因为是禁牧家庭的孩子。

娜仁高娃给我算完账后,问我:“一年才补这点钱,和公务员怎么比呢?”

偷着放牧的牧民还要面临来自禁牧大队的罚款,不交钱就逮羊。牧区实行禁牧之后,羊的数量锐减而价格猛涨。2008年的时候一只公羊七八百元,现在好点、肥点的公羊都要2000元出头。所以如果罚款在几百元或者一千多,牧民都会交钱了事。

有的时候他们对罚款的方式也有些怀疑。“2010年的时候,禁牧大队没来我家草场(查羊),直接打电话要我们过去交罚款,”娜仁高娃说,“叔叔(乌伊汉的父亲)开着车把钱送过去的。罚款他们也给收据,上面盖着政府的公章。”

另一户沙如大队的牧民碰到过更蹊跷的事情。原来在达茂旗统计局任职的刘英平跟我说,2009年的时候达茂旗畜牧局来家里罚了他2000元,因为家里偷着养了几百只羊。但是罚款的人只给打了1500元的收据,“说另外500元是加油费。”

“我们罚钱也得养,不然我60岁的人连个医保都没有,”刘英平说,他是汉族。“我跟禁牧大队的讲,你给我们‘草场补贴’,但是补贴的前提是你有基础收入。草场养羊就是我们的经济基础呀!我们退休了没有工资呀。这个补贴就是我们的工资吗?”

刘英平60岁的老伴刘凤英在旁边插嘴:“有一次他们来了,说不让拉羊就要罚钱。我告诉他们,我老了,你小的,都拼了命的话,我个老命换你个小命。”

让刘氏夫妇头痛的不仅是捉迷藏一样的放羊和罚款。实际上,只要他们每年缴一定的罚款,就被畜牧局默许可以放羊,尽管数量不多。真正困扰他们的,是离家不远处几乎24小时转动的风机,“轰隆隆的声音,像大卡车开动的那种声音,晚上都睡不着觉。”

刘凤英有心脏病,怕休息不好,但是栽风机的土地是政府从牧民的手中买断的,每亩326元,他们无权再去争执。据他们讲,包头郊区每亩地的赔偿能有1万多,如果离开草原到镇上去买房子,一平米要2000多。这个等式,他们怎么也划不过来。

我跟乌伊汉说,我们去风机那里看看。

我们两个开着她父亲的捷达车,从禁牧区开到栽风机的地方。漫山遍野的白色的三叉风机,这种情景印在那种蓝天绿草的招贴画上,就是一个国家新能源起步最好的阐释。然而当你面对面站在高耸的风机跟前,感受到的只是那种拔地而起的突兀和草场流失的荒芜。

我们去的那天并没有风,风机没有转动。天空灰蒙蒙的,低沉地笼罩在这一片内蒙的草原上。安插风机的地方都被铲平或者是炸平了,周围有很多碎石,草原上面的草是一小丛一小丛的,像得了斑秃的人,不知道是因为地下水缺失旱的,还是其他原因。

我在乌伊汉家住了四天,上午或者下午跟着他们去放羊,余下的时间便让她带着我和附近的牧民聊天。在我采访的十几位牧民里,竟没有一个人提到草场的生态环境在禁牧后有所改善。当我试着问,会不会草场的改善不是肉眼能轻易观察到的时候,布和朝鲁,一个从12岁小学毕业就开始放羊的老牧民带我去他的院子外面,让我看过往的卡车。

不一会儿,远处一辆暗红色的双节大卡车开过来了,所过之处,扬起一片沙尘,拖得长长地跟在卡车后面,慢慢扩散开来。

“一会儿就飘过来了,赶快进屋吧,”布和朝鲁说。

“现在国家号召保护生态,但是都那么大矿,白云(鄂博)有风的,那风沙!这就不叫保护生态了吧。”布和朝鲁边抽着烟边说。他的妻子淘格少坐在炕旁边的椅子上磕着瓜子,她每天早上也是5点多起床,断牛羊、挤牛奶、做酸奶子,自己吃也可以拿出去卖。

“如果真的禁牧,一户给留三四百只,还可以生活。但是政府应当也不开矿了吧?”布和朝鲁抛出了一个无人应答的问题。“像他们说的,10年(禁牧)后生态平衡了再开矿,对不?这样一边禁牧、一边开矿,对牧民和别人的政策好像不同嘛!”

和娜仁高娃一样,布和朝鲁开始给我算帐。现在偷养的牛羊能有多少收入,加上草补能有多少,但是面粉涨价了、蔬菜涨价了、大蒜也涨价了……“公务员的工资会涨,但是农牧民的工资是死的。”

他回忆起一次禁牧大队来罚款的场景。“他们来就是——来,罚款!没款?带羊!”

“公民的财产按说应该受到保护,对吧?”布和朝鲁又问了一个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,“他们这样会影响共产党的声誉的。”

在我采访的牧民当中,尽管他们的生活过得很艰苦——11年时还住在不通水不通电的房子里,偷着放牧,不然连镇上的羊肉都买不起——却没有人抱怨过政府所宣称的要保护草原生态的初衷。他们所不满的,是政策宣传和执行的不统一。既然当初领导一家家做工作说要恢复生态,为何允许无休止的风机建设和矿产开发?那些挖矿的人开采完后,并不把矿填回去,工业用水也是任意排放,在草原修建的简易的土路,成了大卡车横冲直撞的理由。当年5月份发生的莫日根被卡车碾压致死事件,是内蒙草原上牧民和开矿者冲突极端化的鲜明注脚。

在采访中,牧民们反复提及在收音机里听来的6元每年每亩的草场补贴,这是时任总理的温家宝作出的承诺,从2011年1月开始。然而在那一年的夏天,他们还是按照旧标准4.8元领取。牧民们有疑问:多出来的一块多钱去哪了?

据乌伊汉的母亲回忆,6元每亩的补贴标准是2012年1月才开始执行的。而补偿标准在制定和执行上的差异,只是席卷内蒙古牧区禁牧大潮中上下言行不一、或者说中央和地方治理割裂的冰山一角。

在乌伊汉最近给我发来的电子邮件中,她说准备参加今年四月份的公务员考试。她现在是内蒙古大学的研究生,想尽快解决工作的问题,可以不让50岁了还在放羊的父母那么辛苦。

“这边的情况,没有得到改善,”她在信里写道,“栽了更多的风机,污染越来越严重。受害者他们并没有可行办法去制止,上访并不理智。”

她告诉我,她最近看了柴静的新书《看见》,里面有一句话让她如梦初醒。

“...看到征地问题,她那里说,给农民的不是价格,是补偿。可征地的实质是买卖,而卖方却要得到补偿,”乌伊汉说道。对于农民,是征地,对于牧民,就是草场买断和禁牧。现在每亩禁牧草场的补偿已经涨到了6元,但这买断了牧民的基础劳作方式。

“我看到这里的时候,就觉得突然被点醒了的感觉。牧民的那么多不满,有绝大部分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啊。”

 

包蓓蓓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与国际关系专业在读研究生。